还有谁记得叶戈尔·盖达尔？

将近20年前，35岁的叶戈尔·盖达尔是全俄罗斯最前途无量的年轻人。他代表着这个国家的一代新人。如果说戈尔巴乔夫以非凡的勇气终结了前苏联，结束了冷战，重塑了整个世界，那么盖达尔要扮演的角色，是将帝国解体之后的俄罗斯导向一条市场化道路。他的爷爷14岁时参加红军，是布尔什维克革命造就的英雄人物之一。他的父亲是知名的共产党记者和菲尔·卡斯特罗的朋友。“盖达尔”这个姓氏在前苏联具备某种特殊的魅力——后来，叶利钦说，在选择他的内阁部长时，“盖达尔”这个姓氏对他的决定不无影响。但出生于1956年的叶戈尔·盖达尔却被亚当·斯密迷住了，在长达十年的时间内，他将斯密的两本书奉为自己的最爱。萨缪尔森、李嘉图、弗里德曼和凯恩斯也都是他在莫斯科国立大学读书时最熟知的经济学家。

1986年，30岁的盖达尔和同他志同道合的一群经济学家在列宁格勒郊外的蛇山聚会，在一个破旧的疗养院内讨论经济学和国家的发展方向。这个团体就是后来主导了俄罗斯经济改革的青年改革派。当然，1986年时，所有的俄罗斯人都热衷于围着燃起的篝火，一边享用美味的羊肉串，一边同自己的朋友讨论这个国家必须采取的改革方式。可是这群年轻人与众不同，他们都接受过良好的西方经济学训练，在内心深处明了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取决于怎样的改革方式，同时坚信他们能够影响历史，改变国家和亿万人民的生活。盖达尔在研讨会的结尾说，刚刚结束的研讨会只有两种可能的结果。第一种是，这群仍然籍籍无名的年轻人将会掌握苏联经济，改变它的计划体制，让它高速发展，他们将会身居高位，尤其是他和红发的丘拜斯；另外一种可能是，他们将会因为自己的理论而遭受牢狱之灾，甚至面临死亡的威胁。

1991年11月5日，克里姆林宫的一个电话宣布刚满35岁的盖达尔将成为总统叶利钦的最高经济顾问、财政部长和政府副总理。叶利钦决定将这个国家的经济交到以盖达尔为核心人物的青年改革派手中。这个秃顶、圆脸、个头不高、个性柔和的年轻人终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机会去改变整个国家，使其脱离经济不振和物质紧缺的轨道。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已经众所周知——人们熟悉到几乎要将它遗忘，盖达尔和丘拜斯为首的青年改革派为俄罗斯设计了后来被称为“休克疗法”的经济改革路线。他放开了价格管制，尝试唤醒俄罗斯人身上潜藏的企业家精神，而后来的总理丘拜斯则设计了私有化改革方案，不情愿地制造了我们称之为寡头的经济巨兽。

2009年的12月16日，53岁的叶戈尔·盖达尔因病逝世。去世之前，他就已放弃了直接介入政治的努力，相反，他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为一名政治题材的作家和经济转型的研究者。在2007年出版的《帝国的消亡》中，他试图提醒俄罗斯人民不要沉醉于对往昔帝国荣光的幻想之中，“帝国作为强大的君临其他民族之上的国家这一概念成为一种产品，有如可口可乐或纸尿布一般易于销售……很容易激起对业已沦丧的帝国的怀旧之情”，而事情的真相是，“关于一个繁荣强大的国家被异族敌人葬送的传说乃是危害国家未来的神话”。

如今我们已进入了一个告别革命甚至告别激情的年代，以至于当我们再提到盖达尔和丘拜斯这些名字时，会产生历史惊人的遥远的感觉，尽管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过去20年内发生的事情。他们曾经是全世界最引人瞩目的年轻人，在一个充满无尽变数的国度，闯入了一群由昏昏欲睡的老者和顽固到不肯面对现实的固执者把持的权力中枢，开始迫不及待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施加自己的影响。他们毫不掩饰自己具备的野心，也从不顾忌可能遭受的攻击，他们拥有明确的目的，也为自己设定了清晰的路径。

今天我们可能怀疑这群当年不到40岁的年轻人，也就是全世界媒体称呼其为“青年改革派”的年轻人们对这个国家采取的手段和措施究竟是否妥当。人们争论着他们是断送了一个强大的帝国，将公有财产拱手让与寡头的媚外的经济学家，还是让这个国家终于走上经济发展的正途，缔造出中产阶级和财富精英的爱国者和改革派。但是历史上那些正在成长的变革者们毫无疑问都曾经被人这样质疑过。历史只是还没有足够长。

富兰克林·罗斯福凝聚在自己身边的新政派在一段时间内被两党共同鄙夷，在前往哈佛任教的途中，25岁的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宣称自己曾在华盛顿为罗斯福工作后，同桌就餐的绅士们纷纷离席。约翰·肯尼迪聚集在白宫中的“出类拔萃之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为一群纨绔之徒，而不是美国的一代新人。

无论在哪个国家和哪个时代，这些年轻人们都向往开拓一片新边疆，渴望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往往高唱变革，期待自己能够引领自己的国家和时代。他们前途无量，时间站在他们这一边，他们代表着正在展开的未来，而未来如何，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他们的作为。

如今我们要把目光投射到中国的新人身上。六十年的政权建立时间和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时间，巨大的成就背后是时代人物的年华老去。菲利普·罗斯冷酷地写道，年老不是一场疾病，年老是一场大屠杀——他不是以年轻人的自得去这样写，而是以一位年老者的自省这样说。曾经引领风潮的人物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老去，而我们对他们的印象仍然停留在他们最意气风发的时刻——我们记得北岛大声朗诵道“我不相信”，崔健双眼蒙上红布高唱“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儿野”的歌声仍然回荡在耳边，周其仁仍然是那位用文字击败电信垄断的才俊，张维迎还在呼唤企业家精神，而柳传志高兴地宣称联想 “是黑人穿西装”，要穿得好看。他们的地位在过去的三十年时间中得到确定，他们也如愿把这个国家导入到一条新的运行轨道。我们身处的这个国家和时代，跟他们的变革努力息息相关，他们享受荣誉，也承担抱怨。而如今，火炬也已经传到新一代的年轻中国人手中。

在他1961年1月的就职典礼上，年轻的约翰·肯尼迪朗声说：“希望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的敌人都能同样地听见我此时此刻的讲话：火炬已经传给了新的一代美国人。”如今，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已然逝去，我们要看看新的一代中国人是否已经做好了接好火炬的准备。

这些不满40或者刚刚满40岁的中国人，在他们心中仍然存留着对政治灾难的记忆，即使并未经历过，他们对上山下乡和文化大革命也并不陌生；他们也是随后的政治改革的受益者，因此他们能够得到高等教育的机会和出国留学的机会；他们目睹过邻国的崛起，他们知道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如何变成了现代化的经济区；他们亲自参与了经济改革，其中很多人不但是经济发展的受益者，而且本身也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创造者；他们还亲身体验了全球化与互联网革命，经历了柏林墙的倒塌和冷战的结束，在不久的过去还经历过了一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他们对灾难、危机与繁荣都不陌生。

在他们前辈们的身上可能仍然能够看到历史的阴影，意识形态留下的烙痕仍然存在；可是这种影响在他们身上已经被最小化。对政治的热情正在逐渐消逝，除了那些年轻的意欲有所作为的政治家之外，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学会了去专注于自己正在从事的职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热爱也在消逝。他们意识到，这可能是他们所能找到的作用于国家与社会的最有效方式。

他们接受过的教育让这些年轻人中的商人开始谈论公司管理和董事会架构，也让他们认识到金融工具和资本市场的重要性，他们中的很多人整天口头上还会挂着创新和创造力这样的名词，他们为自己在商业上寻找的榜样是诸如杰克·韦尔奇、沃伦·巴菲特和史蒂夫·乔布斯这样的美国式的企业家英雄。这些年轻人中的知识分子则开始谈论公民社会，他们对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各种思想脉络都不陌生，他们从其中得到营养并且寻找自己的导师。其中的艺术家、电影导演、演员、设计师、建筑师和运动员则得到了更加宽阔的舞台，如果说这一代年轻的商人、知识分子和其他行业的精英仍然在为赢得国际认可而努力，那么这些以无国界的语言进行工作的中国年轻人，则有更多的机会去获得全球性的尊重，他们是中国创意阶层崛起的代表人物。未来的中国取决于这些人在未来所能取得的成就。他们享受了前辈开创的繁荣，得到了前辈们以莫大的勇气和牺牲为年轻人换回的机会。如今，未来的繁荣取决于他们，更年轻的中国人的命运和将得到的机会也同他们相关。他们理应承担责任，因为他们已经分享了财富和繁荣。

最后，让我们再看一眼叶戈尔·盖达尔和他那群年轻的朋友，别急着将他们变成历史书上没人爱读的一页。没错，我们已经告别了革命的年代和激进变革的年代，可是我们仍然需要珍惜他们身上那种不畏惧做出改变的勇气，以及敢于承担改变带来的后果的勇气，即使我们是在用更加柔和的方式来作用于社会。在面对我们的现实中国时，我们以及这些我们选中的中坚阶层必须一起承担变革的责任和变革的后果，而不是去抱怨变革的障碍。我们继承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将之变成什么。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迎来我们的进步年代。

在那个时候，大家会一致认为：
“普通的产品解决需求；优秀的产品满足期望；卓越的产品创造价值。”

如果我们不能为用户创造价值，至少可以迎合他们的期望吧？如果我们无法满足用户期望，至少可以解决需求吧？

强大的功能为什么没有人用？因为用户的需求不强烈，不经常需要，需要的人少；
同样的功能为什么用别人的？因为你的运作模式不符合用户期望，造成了障碍和挫折；
有些产品为什么有无比忠诚的粉丝？因为这些产品让用户感觉骄傲、有归属感。

很简单的道理，很残酷的现实。

如果产品功能多，你是否有勇气和资格说：“某个功能太鸡肋，要砍掉。”
如果产品界面乱，你是否有勇气和资格说：“我们必须要把时间花在细节调整上。”
如果产品实现不完全，你是否有勇气和资格说：“产品与设计规划不符，不能发布。”

从普通到优秀仅一步之遥，优秀到卓越亦然。

所以，苹果永远只有一个。

p.s. 求原文链接(我记得是来源于国内某uedMM)

《石头记》是达明一派的成名作，恐怕也是作家、影评人迈克最早为公众瞩目的作品（该词由迈克写出后，曾经达明班底多人修改。本文将合作歌曲归入主要作者名下，以下不再逐一说明）。刘以达绝美的曲、黄耀明凄美的唱，加上迈克艳美的词，乃将一股色空无奈的哀婉，穿越时空从古至今绵延而来。那时我还是个念大一的恋诗少年，听后惊为天人神工，并竟对诗创作如何融合传统与现实似有所悟，也写了一首《石头记》，那是自己最满意的诗之一，也是第一次被印成铅字的诗。——受启发之作尚能如此，原歌更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迈克第一次填词，就将他的精华交给了达明一派。后来黄庆元改编成国语版《金燕子》，只是因应国语发音而对原词作些小改动，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石头记》的意义还在于，它为达明一派定下了某一方面的基调。达明此后的主要思想、风格，都已在《石头记》中有所体现：“看遍世间”的入世关注；“花色香皆看化”的出世疏离；“独醉独舞病消瘦”的孤独；“丝丝点点计算偏偏相差太远”的“真真假假”“尘缘”；乃至唯美主义的文艺气息，等等。
因此，爱用叠字的“采花贼”迈克，虽然统共只为达明写过7首歌（本文的统计、叙述，包含乐队散伙后两人独立名义专辑中与人合唱及其他歌手唱的歌[主要来自刘以达的几张碟]，但不包括黄耀明翻唱别人的作品），却已确立了达明重要词人的地位。他为达明带来中国古典传统，古雅而清幽，缠绵而空寂，像《情探》、《半生缘》等，都让人“爱煞”——那16个字的《爱煞》，“情迷意乱，露冷衾暖”，哦，迈克就是在冷冷的露水的世，带来一份华丽的文字之暖，哪怕那仅是《奈何天》下《美丽的谎言》……

哭笑顾盼的陈少琪

陈少琪是乐队时期的达明一派最主要的“御用填词人”，该时期达明一派约有70首歌曲（扣除混音翻唱外），其中就有32首（包括5首合作）词出自他笔下。
这些歌也是陈少琪本人最主要的、成就最大的作品。它们以广阔的视野和深刻的思想，关注社会，叹喟人生，讽喻政治，写出一幅幅末世众生相。一切都《乱》了、《崩裂》了，激情已然溜走，《迷恋》骤变《伤逝》，蔷薇染上血色，诸神隐入黄昏，《今夜星光灿烂》，夜车载满迷惘，途上只得一人，“路向没法肯定”（《别等》）……时代荒诞虚无，达明长歌当哭！
达明二十周年复合前，陈少琪接受访问，说给达明一派写歌时很年轻，因此不会写情歌。可是，那曾让我一口气反反复复听过几十次的《迷恋》和《后窗》呢？如果说其名作《禁色》、《伤逝》还属于表面写情但象征之意昭然若揭的话，那么像《迷恋》和《后窗》，直到今天我仍要说是极出色的情歌；问题是，达明一派从来不会狭隘地处理题材，陈少琪写的达明演绎的，不仅是狭义的爱情，两首歌中，照片里的“她”和窗外的“你”，还有《无风的秋季》信中的“你”、《惑星》甜睡中的“你”等，皆可视为对远隔的生命本质偷偷的遥望、对不为人世理解的价值意义无望的追寻。——陈少琪与达明一派一起奉献的，是超越了题材的形而上思想结晶，闪烁照亮了世纪末的海港，使八十年代熠熠生光！
相对于迈克为达明一派带来中国古典传统，陈少琪则堪称香港歌坛艾略特，送去西方现代诗风，如狂剑乱刀，激越沉悲地挑开人性与社会黑慕。达明一派的成功，正在于融汇了这两者。《石头记》就是迈克初稿而以陈少琪为主修改的。而迈克后来曾为《禁色》写过国语版《我是一片云》，虽然从歌名即可见是高标出世之意，却到底比不上陈少琪原词的出色，正因他们各擅所长。
天作之合就是这“两条路线”的取长补短、完美糅合。所以，1986—1990的达明一派，才无可替代、永远让人推崇和怀念。达明一派散伙后，黄耀明在第一张个人大碟《信望爱》文案之末泣别刘以达、陈少琪；陈少琪除了为刘以达的第一张个人大碟《末世极乐》写了一首《“植”民地》外，从此再没有出现在明、达的《长征》中。
他把呕出的心沥下的血都给了八十年代的达明一派，自己再也没能回复当年的水平。“旧梦褪散 / 骤觉已晚……独往返 / 哭笑顾盼”（《上路》）。他属于并留在了一个过去的时代，“光辉到此”，“灿烂不再”。——却也定格了一份永远让人仰视的璀璨。

各种各花的潘源良

说起来，潘源良应该是最早的达明词人，为达明一派写了第一首创作歌曲《继续追寻》。那是达明罕见的励志歌，后来他们不再有这么正面、昂扬的作品。然而即使在那达明艺术尚未成型的起步摸索阶段，潘源良已使他们具备了不同于人的制高点：“悠悠无尽探索”，“终此一生我都要问”的，是“为何而生”。——他们要追寻的是人生的本质。最近黄耀明接受访问，回顾达明二十年历程中保留下来的东西时，特别举此歌为例子，称这首初试啼声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不是没有理由的。
潘源良为达明写了14首作品，最与众不同的是其长于叙事。像痛诉社会对青年压抑、残害的《没有张扬的命案》，刻画世态人心的《十个救火的少年》，感慨聚散、怀念好友的《今天应该很高兴》，都是极出色的故事性寓言歌曲。《今天应该很高兴》折射了当年港人移民潮（他后来为“刘以达与梦”写的《明珠的婚姻》，则是用比喻手法回顾香港历史、表达回归前港人心态），前阵子有林一峰回应式的《今天应该更高兴》，可见其深入人心。
此外如一连串浩叹“卖掉”的《四季交易会》，痛心时间摧毁美好的《当美丽化作灰尘》，等等，亦是呛痛人心的佳作。
还要特别提到写给“刘以达与梦”的《玫瑰园》：“你种你的花 / 我种我的花……其实你的花 / 跟我的花 / 也都叫作花”，是我极赞赏的“后达明主义”之一，潘源良为坚持艺术理想、不肯妥协的刘以达添了一点和缓的随俗色彩。

一起安心的周耀辉

迄今为止，为达明写词最多的是周耀辉，我能找到已有48首。刘以达更说过：在与达明合作过的词人中周是“最好的”。
他在达明一派乐队时代的后期加入，写出大气磅礴史诗式的《天问》，世纪病的《爱在瘟疫蔓延时》，“同志”话题的《忘记他是她》，凄婉而尖锐地提出“忘掉总比思忆永久”的《爱弥留》等。
我认为他这一时期最大的过人之处，是展示了两种通达明豁、练达洞明的达明气度：一是《天花乱坠》的讽刺与自嘲，“反观乎己”，看透本质，对人类对己身同声一笑。另一是洞明世事后的“达”，虽看穿一切无常，但仍在虚无的背景上有所承担，深知爱之悲苦无望，还是祈望和承诺：“共你凄风苦雨 / 共你披星戴月 / 共你苍苍千里度一生！”（《GOD SAVE THE QUEEN》），还在问“可不可一起安心 / 一起安葬”。（《恐怖分子》）
达明散伙后，周耀辉一面为刘以达那不肯低下的音乐头颅迸出《一额汗》（他是给独立发展的达写作最多的词人，共5首）；一面替黄耀明向世俗《借借你的爱》，让他《做一场给世界看的戏》，与人群一起《一一》消受浮世轮番不断的庆典节目。但周耀辉更突出的作用，是为作出某种妥协的黄耀明，继续保持一份出尘的骨血：《你真伟大》揭示父权与专制，《祝福你快乐》伤感于爱之无奈，《十号风球》伤怀于“美丽太困难 / 拥抱后太平凡”，《万福玛利亚》伤痛于愿每天美丽、快活、灿烂、青春——“直到不能”，《爱比死更冷》则伤惜自己的热血“如今变作冷汗”……现实是一个《黑房》，《哪里会是个天堂》？惟有或者前瞻，约定《下世纪再嬉戏》；或者后顾，“最美的彷佛已在上世纪”（《我的二十世纪》）。
特别是《罅隙》和《填充》。没错，独立发展后的黄耀明尖锐性确有退步，可是，“亲爱的人，我知你心中有罅隙”！明是和光同尘而没有抛弃底线，内里始终与俗世浊尘保持距离。这种游离产生的《罅隙》，是否能《填充》？周耀辉从填充这一日常教学行为中，深刻挖掘出隐藏的社会对个人的规范：苦记某些字词填入某些句子，只是“令老师看着有意思”，至于字词本身的意思却在死记硬背之下无从深究了。黄耀明“想留空”，他并不激烈但决绝地唱：“识得‘春’和‘秋’中填‘夏’与‘冬’/ 但喜欢填‘不知道’”。同样，他心中的罅隙也是永远留空的。
周耀辉曾把陈少琪两首名作《马路天使》、《一个人在途上》都填上国语歌词，形神俱似，见出一份血脉相承。词人之中，他最好地承继了陈与社会对立乃至对抗的气质。——失去陈少琪后，幸好，黄耀明还有周耀辉

凿石取甜的林夕

林夕是在达明一派散伙后才加入的。无论从时间段的分野还是从作品思想看，他与陈少琪都正好是一个鲜明对比。他为达写过2首歌，包括“想拥抱而不想执手祷告”、“笑一笑已苍老”的《晚节不保》，让达唱出一份苦涩苍凉。而为明写的则至少有36首，是单飞的明最主要的词人——在转变的年代、渐大的年纪，黄耀明与林夕气味更相投，他们一起走向九十年代后的“后达明”。当初陈少琪愤世嫉俗的墓碑上的《血色蔷薇》，在林夕那儿已溶解成一堆脸俏眼媚的《蔷薇泡沫》。
然而，我们都这样长大了。林夕的《爱色》、《我们不是天使》、《忽尔今夏》、《花天走地》、《边走边唱》、《甜美生活》等等，都极深切地影响过和贴近着我。他既痛心地质问俗世（《爱的教育》，等等），又高歌直言要放下沉重的十字架（《光天化日》），将《春光乍洩》于人间，更多的是“只有时间才永垂不朽”，“要回忆变得一无所有，我们才能够自在自由”（《带不走》）那种喟叹，如此矛盾的心态和生态，正属于我们这样心在前尘身在红尘的人。
林夕对于“前达明”接续，是《风月宝鉴》。与《石头记》借用的题目一样，还有我很喜欢的这一句：“过眼云烟里兜兜且转转，从顽石凿取每滴甜”。——当年迈克写《石头记》的“兜兜转转化作段段尘缘”，有较大“争议”，因为黄耀明他们觉得“兜”字唱来挺怪的，但最后还是保留了，成全一个名句。后来黄庆元改编成国语版《金燕子》，没有采用这四字。林夕致敬式也挑战式地拿来演化，意思同样极佳：始终沉迷于故人往情的过眼云烟（眷恋流连不忍去，也不能去），那么，就从顽石中一点点地凿取一滴滴的甜吧——顽石，既代表逝去的美好、心中的理念，也可视为现实的象征。黄耀明始终在“凿”，这是他不放弃的执著；而取出的是“甜”，则是他与刘以达艺术上最大的不同了。而我，虽然尊敬达音乐上“麻木”于俗世，但比起他那“一额汗”，则更愿意品尝林夕与黄耀明将理想与现实结合得恰到好处的这份“甜”。

记忆花香的何秀萍，及其他

诗人出身的何秀萍，与迈克一样，属于作品不多而地位重要的达明词人。她总共只写了6首，关于“浮华世态”与“惶惶我心”（《末世情》），关于“现在遗弃”与“以后怀念”（《开口梦》），关于浓雾中“并肩出发，糖果同行”的甜蜜记忆，然而雾散后的《艳阳天》却反而“各走一方”，“一声叹息我渐行渐远”……
我特别喜欢那首“徐徐光阴里坐”的《过日辰》，写活了一种闲散而又枯淡、透澈而又混杂、无聊而又优美的日常生活微微伤情，情怀正像万夏的一首诗，《度光阴的人》，“所有的内心都从同一种虚空中散播花香”。（后来女小说家钟晓阳将其填上国语词，那《咖啡杯里的风光》就与何秀萍就高下立判了。）
但何秀萍还有另一种“花香的记忆”，来自她最好的作品《那个下午我在旧居烧信》（也像迈克的《石头记》，是歌词处女作）。此歌在很多人眼里是达明经典，更在我生命里有特殊的位置。它早在1987年已收入《我等着你回来》专辑中，到1990年夏天达明一派推出分手前最后一张唱片《不一样的记忆》再重新编曲收入，彰显了其伤惘的意味。而那时也正是我毕业离校的日子——我的大学、我的青春，自《石头记》始，至“旧居烧信”终，以歌曲所写所唱一样的情状与心情，我告别了无限留恋的诗书生涯、知心好友和优美校园，告别了拥有达明一派的八十年代……

达明其他零星词人，有给他们涂抹《世纪末颜色》的林奕华；极尽艳色《淫红尘》、与坚持理想者分道扬镳哀别《舞吧舞吧舞吧》的魏绍恩；“繁华事散，势易情迁”，“世情盖掩幻灭”，“戏言杳杳骞骞”，惊弓鸟裹足未前却还是得《天天向上》的甘国亮；回味于“一杯水、一枝花”等细碎可亲的《心头好》的郭启华，以及黄秋生、梁翘柏、刘卓辉、陈珊妮等等；还有《变身》的刘以达以及黄耀明本人，甚至还有黄沾。而出现于刘以达《水底乐园》中的因葵，则有一首作品值得专门提到。
那是该专辑中我最喜欢的《故居夜游》。它的意象，无疑容易使人想起《那个下午我在旧居烧信》。仅此一节，就应知道刘以达并没有完全抛弃昔日的达明一派。但，却真是“不一样的记忆”了：《那个下午我在旧居烧信》，是分手在即的现场当下凄凉；《故居夜游》，则是隔了岁月沧桑重临旧地的苍凉。因葵为达写出夏韶声为达唱出一种回望高楼往昔繁华的沉哀，刘以达说，制作时曾为之下泪。——在音乐上孤傲前行的他，也有这样慨叹时不我与、“年事已衰”的伤感时候。

熄灯点烟的黄伟文

达明的主要词人中，黄伟文是最后一个出现的。他在1995年黄耀明的《愈夜愈美丽》专辑中，才写下一首慨叹山中一天世上千年“风霜竟一脸”、“抱怨良夜太短”的《大玩偶的摇篮曲》。
次年，他再为明写《小王子》，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从浩瀚太空的孤独星球来到“浮华市面”“流连商店”，“以纯情的脸与霓虹竞艳”……深刻的浪漫变成浮浅的甜美。这是反讽，也是正道了，沧桑人间，我们惟愿如此。
此后至今，黄伟文共为达明写了13首歌，既有“大玩偶”的格调：用《每日一禁果》去诙谐谑世抗世，感叹“心中千疮百孔”无力去补《我的天》；更多的则是“小王子”那种《美得凄凉》的《新浪漫》：浮世《漩涡》中《迷蒙荷尔蒙》摆布下的痴男怨女靡靡之音，以及我特别在心的情欲本能的《我这么容易爱人》。
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便有了一首广大幽凉的《这么远，那么近》。黄伟文将错失、无缘这种其实是滥调的情调，置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地城市的人流中，加上地球仪等绝妙比喻，“你熄灯，我点烟”等伤感情景，让有无限可能而又疏离阻隔终于不能的现代都市人，听来入心入肺。黄耀明与张国荣在歌曲里喃喃无奈，“自言自语地共你在热恋”，歌曲外也有一份同样的惆怅若隐若现。
黄耀明以怀念八十年代为主题的《我的廿一世纪》专辑里，黄伟文写了《下落不明》，重现种种昔年场景，唏嘘时光流转人老去。这是一场集体记忆的叙写，虽然黄伟文比黄耀明年纪小，但无论当初在创造还是在享受、带动着还是成长于那个时代，都有过一个共同的美好时代。达明二十周年重组前，一众友好各写下一句致意，黄伟文像个歌迷般慨然写道：“没有了达明一派，我的八十年代并不成立。”——这是曾受深远影响者衷心的致谢，谦卑背后也是一份曾共同经历的骄傲。
达明二十周年纪念演唱会，是一个不仅仅属于达与明的、超越了音乐意义的大团圆、大合唱。在这场声色盛宴上，唯一真正的新歌《寂寞的人有福了》，即出自黄伟文笔下。“我所爱的已经共我团聚，谁空虚”，向世外的沙漠刮取圣水的刘以达，自都市的地板涌出浮沙的黄耀明，以及同行者、追随者，所有有心的听者，都拥有了这份祝福：寂寞的人有福了！
盛宴终会散去，盛宴又永远流动。达明就算分开，始终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巨大存在。同样，八十年代的灯熄灭了，我们还可以与他们一起，点起一支香烟，亲近那微小而优美的温暖。

很久了，我一直在这个转变的过程里。

有一阵我特别不喜欢演出，恐惧在台下听音乐的人。我深信艺术是带有欺骗性的，但它同时又能满足人内心的渴望。我清楚这样的演出造成的结果。人们来看你演出只是因为他对你不了解，你又挺有名的。至于你内心是怎样的他不会知道和关心。我在台上很绝望很迷惘很困惑地演，然后把这种情绪传染给听众，搞得他们也跟我一样困惑。我害怕这样，我觉得这是因为我做得不成功。后来知道是我太认真了。其实听众并不需要结果，他要的就是那种受骗的过程。
我的内心一直有两种力量在打架，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一种是欲望的—-我应该更成功，我要怎么怎么样，于是逃避、不满足。还有一种是良知的，我特别渴望下楼的时候与周围的邻居保持正常的关系，我不害怕他们，我也不是一个自身力量很强大的人。我老说别人不好，说你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或者把自己的痛苦用特别怪的方式发泄出来，找身边人的麻烦。很快我就意识到这样待人不好，负罪感特别强，对周围的环境对友人，便开始自闭。

近两年我一方面在生活，一方面看好多玄的书，照着去体验那种奇怪的感觉。有一次在上海的时候，我就想长这么大了，脑子里积了太多事，我想全部忘掉。我能感觉到身体的重量只有七岁，可是满脑袋三四十岁特别复杂的东西。我对自己说我不要这些，我要保持孩子的状态。但是那种负罪感却在固执地承受，你找不到转嫁这些东西的地方。

我还会恐惧听现在一些小孩的东西，害怕他们打破我的精神取向。而这几天，我一直在听那几张转辑（指摩登天空Badhead所出的四张唱片），我不害怕了，我了解到他们正在经历的一些东西，就像我的过去和现在一样，他们肯定会有这个过程，其实每个人在自己的一生里都有一个自然的规则，无法阻止。现在好了，我不再欺负别人，也不再让人欺负我，不再让太多欲望作怪，也不再为很多事情担心。

刚才我在想一件很高兴的事：去海边游泳。假如我是我们家楼下那个卖烟的老头，一辈子只能卖卖烟，然后挣点钱去海边游泳，我真的愿意过那样的生活。

今年，我会写一本书，写这个过程。还会继续做一张专辑，现在还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但肯定是自己喜欢的，肯定与前两张不一样。我最近还在想，人总不能出“混蛋三部曲”吧？第二张完全是被动的。做第一张的时候倒有部分原因是出于冲动，但冥冥中已经知道有些邪恶的东西在里头，比如写《赵小姐》，社会会允许一个作家或类似的人用观察别人写别人来谋生，但大部分的人都不这样，那么你这样做就有些侵犯别人生活的感觉，不过写的时候有快感。人年轻的时候都有一点邪气，也有力量，大概是那个阶段尤其渴望别人的爱，渴望建立自我 。

我想我的生活会越来越放松。如果再谈一次恋爱就更好了！